当时不堪受辱的傅聪,选择了出走国外,并在1965年选择加入了英国国籍。 傅聪也是有苦衷的,要知道他是个弹钢琴的音乐家。当时的国内收到批斗的人可能会被下放农场,去干农活粗活,这么做的话他这钢琴家的手就不可逆转地毁了。 而不回国的傅聪,拿着中国护照在英国举步维艰,许多地方不准他演出,弄得他没有办法生活。而在1966年,留在国内的父亲傅雷和母亲朱梅馥,因不堪忍受漫无休止的批斗和凌辱,携手在家中自缢身亡。如此一来,傅聪就更加回不来了。

　　所以，傅雷是没有童年的，因为他不欢乐，

　　任何人的性格形成都和童年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

　　正是傅雷童年的不快，形成了偏执和暴力的性格，并深深地镌刻在他生命的底色里

　　原生家庭如此的相识，上一代的悲剧，在这一代重演。

　　在傅聪小时候的时候，父亲傅雷同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父亲每天逼迫着他学十个小时的钢琴，也常因为不从，遭到没来由的打骂

　　甚至在盛怒之下，抓住他的头往墙上撞，还用蚊香砸他的鼻梁

　　父亲暴躁的脾气让家人如履薄冰

　　温情的母亲也曾告诫儿子：“克制自己，把我们家上代的悲剧烙印从你们这儿结束”。

　　傅聪真的背叛贾国了吗

　　傅聪出走不是叛国，历史评价他只是特殊情况下的出走者。

　　一、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时代的灰尘，应相互体谅

　　今年我们特别熟悉的一句话，应该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一个人的肩上，就是一座大山。”相信不用特别去举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此情感触。

　　而傅聪应该算得上对这句话最为了解的一个人了，他的一生可能贯穿着时代的很多灰尘，而每一粒灰尘对他所要做出的抉择都是艰难且惊世骇俗的。

　　而他也是西方人希望能从他的口中得出哪怕只言片语的，但是他并没有对时代的灰尘做出任何的评论与评价，只是默默的追求自己的艺术而三缄其口。

　　在相关历史资料中：傅聪来到伦敦之后，记者们蜂拥而来，他闭门不见。有一位外国记者说，只要他同意作为该刊的封面人物报道，可以付他一大笔钱。

　　但是傅聪却一口回绝了他，开头那几年，傅聪过得很艰苦，弹琴为生，收入甚微。他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也只能倾注在家书上……

　　然后他对自己在海外用了三个定义作为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他决心靠自己的艺术立足、谋生。

　　虽然他依靠不同于普通人的身份在海外会得到一些优势，但实际上是绝对不同于后来能去海外上学、生活的人，他更多的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与追求过活。

　　二、时代与社会的进步，会让每个人的人生相对轻松、幸福

　　所以即便是网络如此发达的现在，纸白君确实未看到他对曾经发生的历史以及他家庭、个人遭遇与抉择的评论。

　　唯一能看到的只有两段话，第一段是来自他父亲傅雷的：“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第二段是来自傅雷的：“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

　　而今傅聪去世的消息在国内引起讨论，不少还依然认为他是叛国者的网友不断的拿他父亲的这句话去攻击他，虽然他早已没有生命体征再面对这些攻击。

　　我们来看两段历史性的评价，第一个：1978年11月，傅聪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访问英国，两人终于见了一面。

　　得知傅聪想回国看看的愿望后，吴祖强要傅聪给邓小平写一封信，这是当时他要回到中国必须办的手续。

　　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写下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他终于得到谅解。

　　三、他出走之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做不利于国家的事

　　第二个：粉碎“四人帮”后，傅聪看到了新的希望。1979年，他主动向我赴英艺术教育考察团要求回国做一点工作，考察团的同志告诉他国内条件还很艰苦。

　　他说：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么苦我都能吃。胡耀邦读到李春光就傅聪问题的信后，他写了一段批语，大意是：傅聪出走，情有可原。

　　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

　　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似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

　　虽然有这两个评价都对傅聪的特殊情况进行了积极的化解，但刚回国演出时傅聪依然面临着各种冷嘲热讽。

　　甚至有文化层面的人士发出诘问：我们在国内遭受“文革”苦难，如今连副教授都未能评上。而给一个叛国者授予职衔，这是提倡什么道路，树立什么榜样？

　　胡耀邦再次指出：“应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而纸白君对这些文化层面人士的诘问是不理解的，面对同一种苦难，何以得出他比你幸福的结论？

　　我们要解决的是瓦解苦难，创造幸福，同时防止苦难卷土重来，从而捍卫还创造出来的新果实不被反噬，好的是，这两位领导人都坚持了坚定开放的原则。

　　四、傅聪在世界上得到的艺术认可，也为我们中国迎来了艺术存在的探讨

　　我们再看傅聪回忆出走的历史，他说：我出走的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那时候国内没有艺术，而我离开艺术就没法活下来!

　　这位“流浪音乐家”20年间，举行超过240场独奏音乐会，录制超50张唱片，足迹遍布五大洲，更在60年代被时代周刊赞誉其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除了不想面对与家人之间的相互“矛盾”，再有就是他对艺术的追求，而我们从历史上对傅聪进行的评价，一方面是因为他并没有过多言说什么。